王夫之的著述有一百多种,四百多卷。今人编有新点校本《船山全书》,由岳麓书社于1988—1996年出版,大体收罗完备。其中,哲学著作有:《周易内传》《周易外传》《尚书引义》《诗广传》《读四书大全说》《老子衍》《庄子解》《庄子通》《张子正蒙注》《思问录》等;史论与政论有:《读通鉴论》《宋论》《黄书》《噩梦》等。夫之于暮年回首平生,感慨系之,自题墓石曰:“抱刘越石之孤愤,而命无从致;希张横渠之正学,而力不能企。”刘越石,即东晋的刘琨,与闻鸡起舞的祖逖均为发愤图强,矢志报效国家、民族的英才。上句表达的是民族与政治的情怀,是未能实现抱负与夙愿的惆怅。下句表达的是他的学术渊源与归属。夫之仰慕、继承、光大的是张载的哲学,视之为“正学”,并谦虚地说自己才力有限,赶不上张载等先儒。夫之强烈批评佛道二教;批评地理解和继承宋明理学;对陆王及其后学的批评也甚为尖锐,力求使学风由虚返实;对程朱后学亦有批评,然其学仍有程朱学术的色彩。

编者按

 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。熊十力对王船山学术的路数与特点有精到的概括:“晚明有王船山,作《易》内外《传》,宗主横渠,而和会于濂溪、伊川、朱子之间,独不满于邵氏。其学尊生以箴寂灭,明有以反空无,主动以起颓废,率性以一情欲,论益恢宏,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。”熊先生认为,船山“足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”,可谓深中肯綮。熊先生对船山的定位是十分确当的。

今年是王船山诞生400周年。王船山,名夫之,字而农。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,衡阳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将于近日在湖南省衡阳市举办“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”。本刊撷取部分会议论文,以飨读者。

  “气”是王夫之哲学最重要的范畴。王夫之把“太虚”“太极”“太和”“诚”等范畴都讲成“气”,或视为与“气”等值的概念、范畴。他的宇宙观是“太虚即气”“太虚一实”的气化宇宙观。在理与气的关系上,“理在气中,气无非理;气在空中,空无非气,通一而无二者也”(《张子正蒙注•太和》)。

王夫之的着述有一百多种,四百多卷。今人编有新点校本《船山全书》,由岳麓书社于1988—1996年出版,大体收罗完备。其中,哲学着作有:《周易内传》《周易外传》《尚书引义》《诗广传》《读四书大全说》《老子衍》《庄子解》《庄子通》《张子正蒙注》《思问录》等;史论与政论有:《读通鉴论》《宋论》《黄书》《噩梦》等。夫之于暮年回首平生,感慨系之,自题墓石曰:“抱刘越石之孤愤,而命无从致;希张横渠之正学,而力不能企。”刘越石,即东晋的刘琨,与闻鸡起舞的祖逖均为发愤图强,矢志报效国家、民族的英才。上句表达的是民族与政治的情怀,是未能实现抱负与夙愿的惆怅。下句表达的是他的学术渊源与归属。夫之仰慕、继承、光大的是张载的哲学,视之为“正学”,并谦虚地说自己才力有限,赶不上张载等先儒。夫之强烈批评佛道二教;批评地理解和继承宋明理学;对陆王及其后学的批评也甚为尖锐,力求使学风由虚返实;对程朱后学亦有批评,然其学仍有程朱学术的色彩。

  “理与气互相为体,而气外无理,理外亦不能成其气,善言理气者必不判然离析之。”(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十)

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。熊十力对王船山学术的路数与特点有精到的概括:“晚明有王船山,作《易》内外《传》,宗主横渠,而和会于濂溪、伊川、朱子之间,独不满于邵氏。其学尊生以箴寂灭,明有以反空无,主动以起颓废,率性以一情欲,论益恢宏,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。”熊先生认为,船山“足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”,可谓深中肯綮。熊先生对船山的定位是十分确当的。

  “气者,理之依也。气盛则理达。天积其健盛之气,故秩叙条理,精密变化而日新。”(《思问录•内篇》)

“气”是王夫之哲学最重要的范畴。王夫之把“太虚”“太极”“太和”“诚”等范畴都讲成“气”,或视为与“气”等值的概念、范畴。他的宇宙观是“太虚即气”“太虚一实”的气化宇宙观。在理与气的关系上,“理在气中,气无非理;气在空中,空无非气,通一而无二者也”。

  “盖言心、言性、言天、言理,俱必在气上说,若无气处,则俱无也……程子言:‘天,理也。’既以理言天,则是亦以天为理矣。以天为理,而天固非离乎气而得名者也,则理即气之理,而后天为理之义始成。浸其不然,而舍气言理,则不得以天为理矣。”(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十)

“理与气互相为体,而气外无理,理外亦不能成其气,善言理气者必不判然离析之。”

  夫之的诠解,用今天的话语表述:气是理的依凭与条件,气运动和变化才产生理,理之实现亦需要气的力量、动能;理是气的所以然或所当然,是整体的或部分的道理,是气的属性、关系与气之运动变化的秩序、条理、律则。理具有今天我们所说的理想性、合理性与规律性的意思。因此,理以气为根据,理就在气之中,不在气之外。不仅理是气之理,同时,气是理之气,遵循理可以成就其气。在这个意义上,理与气互为其体。

“气者,理之依也。气盛则理达。天积其健盛之气,故秩叙条理,精密变化而日新。”

  他的“天下惟器”“道在器中”的主张表达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。他又主张“以心循理”。他说:“万物皆有固然之用,万事皆有当然之则,所谓‘理’也。乃此‘理’也,唯人之所可必知、所可必行;非人之所不能知,不能行,而别有‘理’也。”而所谓的“心”,则是人的认知与行为的能力或能动性或主体性。人之“心”能把握“理”,“具此理于中而知之不昧,行之不疑者,则所谓‘心’也。以心循理,而天地人物固然之用、当然之则,各得焉,则所谓道”(《四书训义》卷八)。以心把握理、实践理的过程就是道。

“盖言心、言性、言天、言理,俱必在气上说,若无气处,则俱无也……程子言:‘天,理也。’既以理言天,则是亦以天为理矣。以天为理,而天固非离乎气而得名者也,则理即气之理,而后天为理之义始成。浸其不然,而舍气言理,则不得以天为理矣。”